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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亲手将旧上海交给新政府

2019-10-09 23:01:29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  父亲亲手将旧上海交给新政府

  1948年年底,母亲带着祖母、8岁的我、我的三姐和小弟离开上海,去福建朋友家暂住,大姐、二姐则留在上海陪着抗战后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的父亲赵祖康(,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。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于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,为发展我国的现代公路奠定了基础。新中国成立后,长期担任上海市市政建设领导工作)。我是以后从父亲和姐姐们的叙述中,感受到那对父亲而言,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魂的五天四夜(5月24日-28日)。   1949年5月24日,国民党军队已往苏州河以北撤退,上海解放指日可待。凌晨1点,长乐路516弄庆祥里7号突然响起急促的铃声,携两个女儿借住在大学校友梁伯高家中的父亲,接到了国民政府上海市长陈良让社会局长陈宝泰打来的,说是要见我父亲,让父亲马上去。   父亲不知道陈良叫他去干什么,他甚至想到自己与地下党有过接触的事可能暴露了。   不多时,父亲被车接走了。   在陈良家,陈良对父亲说,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给他来了封信,说南京撤退的时候非常混乱,社会治安也很不好,在国际上影响很坏,所以上海撤退的时候,要把秩序维护好。陈良自己马上要离沪,考虑要找个人来维持,最后想到了我父亲,让他来出任代理市长,主要做两件事:一是持何应钦手令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;二是办理共产党入沪后市政府的交接事项。   第一时间,父亲当然是推辞,学工程的他把“交通救国”“工程救国”作为自己的志向,虽时任上海工务局局长,其实纯粹是搞技术的。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,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最关键因素,是他想尽力让上海的市政设施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少受破坏。在1949年3月间,作为工程界代表,父亲与茅以升(,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奠基人,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)等就曾赴南京请愿,呼吁停止内战、保护城市设施和人民财产安全。   其实早在父亲担任代理市长前三个多月,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便化名李敏通过我们老家的一个亲戚与他相识。此后,在王月英的指导下,父亲不仅参与营救进步学生,而且为解放上海提供过市政设施情报。5月24日凌晨,因为担忧和地下党的秘密接触关系暴露,父亲在去见陈良之前,还托付梁伯高以备不测。而出乎父亲意料的是,自己居然要以国民党政府代理市长的身份与共产党解放军打交道了。  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,在1949年5月,上海这个伟大的转折点上,父亲以极大的勇气,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,他愿意充当这样一个历史角色——把上海完整地交给解放军。   5月24日凌晨3点,父亲回庆祥里。到上班的时候,他用梁家那个号码为“68210”的打了第一个以代理市长身份发命令的办公:“我是代理市长赵祖康,把武器弹药都锁起来,维护好社会秩序。”   5月24日白天,陈良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,正式宣布父亲上任。   5月24日深夜,解放军发起进攻。父亲立即命令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插白旗,向人民解放军投降。他命令警察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,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,强调警察只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职责。   5月25日一大早,父亲检查了排放在市政府大门口的枪支,布置了抢修道路、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事宜。下午,父亲在知名人士李思浩的寓所会见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,很快达成有关移交资料、维持治安、防止破坏、保管档案、恢复交通、厂点银行复业、补发工资等多项共识。晚上,父亲向一直保持联系的中共地下党介绍了情况,并得到党的进一步指示。而后又忙于次日全市电车、公交汽车恢复运行之事。   5月26日上午,父亲在市社会局大楼主持最后一次处局负责人会议,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向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移交的决定。中午,他与解放军军事联络员会晤,参与处理劝说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的工作。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反复的谈话,26日下午4点钟,在四川路邮电大厦内的200多名国民党官兵缴械了。接着,父亲又协助解放军与各方面联系,相继说服河滨大楼、百老汇大厦(今上海大厦)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。   27日,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苏州河北面,宣告上海解放的军事行动完全结束。   从5月24日开始到5月28日,父亲忙得连睡觉和吃饭的时间都非常少。对当时的上海而言,头等大事就是社会的安定。那几天,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,水、电、煤供应正常;从没中断过;地痞流氓恶棍也没有出来打砸抢……   1949年5月28日上午,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。下午3时,父亲赵祖康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那间80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。市政当局把从旧租界工部局时代以来的一切文书档案、细软行头,统统完整地转交到人民手中。   移交仪式结束后,陈毅与父亲做了一次单独谈话,他诚恳地邀请父亲发挥专长,在新上海人民政府中担任工务局局长一职。为打消父亲的顾虑,他对父亲说:“赵先生,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。”   正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这一天,父亲也完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和转变。早在1948年年底就决定不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父亲,此时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  上海和平解放后,父亲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大局为重,改变了“去大学教书”的念头,历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、上海市副市长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,在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岗位上日夜辛勤,不辞劳苦。   他领导工务局全员出动,精心组织、抢修和扩建了虹桥机场、江湾机场、龙华机场、大场机场及浦东和吴淞两处海塘;铺高了南京路、淮海路等繁华街区的低洼地段;整治了药水弄等劳动人民聚居区的淤泥浊水;营造了当时名闻遐迩的“工人住宅新标志”曹杨新村。诸多煌煌业绩,都是陈毅与父亲“面商”之后,有时是与他同车同行之后产生的合作成果。这也让人们看到共产党鲜明的执政宗旨、施政风格和“统战”真谛。对解疑释惑、凝聚人心、巩固政权,把“烂摊子”变成“新基地”,父亲和他的下属是尽了心智、出了大力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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